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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理论视域下乡村...中国农村研究网

2019-07-24 13:49

赋权理论视域下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三重维度

作者:胡卫卫 于水 杜炎强  责任编辑:赵博睿  信息来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98-104页  发布时间:2019-07-10  浏览次数: 246次

 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主流范式,福克斯和米勒提出的“公共能量场”对我国乡村治理转型具有借鉴意义。在对其概念及内涵解读的基础上认为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是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极具创新性的学术命题。借助赋权理论,尝试建构“话语 技术 法律”的逻辑分析框架。其中,话语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主体变量”,旨在打破基层政府“话语霸权”和草根农民“政治冷漠”的结构性困境,强调农户的话语权回归;技术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工具变量”,亦是理解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关系的新视角,强调网络信息平台的搭建;法律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制度变量”,作为弥补行政赋权失灵的有效策略,强调农村法治建设的推进。

关键词乡村公共能量场;赋权理论;农户话语权;技术支持;法治建设


乡村公共政策制定是基于多元主体话语充分博弈的结果,而基层政府的“话语霸权”和农村精英的“决策垄断”导致多元主体博弈结构的失衡。从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轨迹发现:封建帝制时期“简约治理”的终结,人民公社时期“全能治理”的解体以及乡政村治时期“村民自治”的失灵,均说明基层政府的“话语独白”和草根阶层的“政治冷漠”是政社互动失衡的重要诱因,村社善治的实现必须建立起具备对抗性交流和公众利益诉求充分表达的公共能量场。在乡村公共能量场中,政社对话及公共政策的生成不会受到绝对权威的干扰,作为传统官僚权威的行政人员核心职能在于帮助村社共同体建立并维护公共秩序,其参与者是一种平等性和对抗性的结构化关系。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公共能量场”的概念引用到乡村治理场域,认为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是乡村治理转型背景下极具创新性和价值性的学术命题,亦是实现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基于此,借助美国著名社会学家Solomon提出的赋权(Empowerment)理论,从话语、技术和法律三个维度探讨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逻辑分析框架,试图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及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学理支持。

一、乡村“公共能量场”:一个概念性框架及解释

1.公共能量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主流范式

后现代公共行政领域兼具批判和建构意义的“公共能量场”体现出时空的广延性,是多学科交叉的复合概念[1]。公共能量场中“场”的概念最初起源于物理学中的“场论思想”,“能量”的概念可追溯到德谟克利特和布莱尼茨激进的单子多元论,而“公共”则是引用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意为与私人经济领域相对应的公共社会文化领域,通过“经济市民”向“国家市民”的身份转变使国家消解成为社会的自组织媒介[2]。简言之“公共能量场”是公众社会话语表达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场所,也是在对传统公共行政中“环式民主”“宪政主义”及“社群主义”解构的基础上建构的能够进行对抗性交流的话语机制,拓展了人类对公共行政的认知[3]。在福克斯和米勒看来“公共能量场”表达出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某一重复性的实践语境中为获取意义而相互博弈,呈现出非精英主义的决策氛围,在打破传统官僚制专断性对话的同时构筑了政社良性互动的基础性平台。可以说“公共能量场”体现了后现代公共行政民主治理的特质,即通过克服传统科层官僚制“权力扩张”和“官僚自利”的基础上建构的多元民主和话语博弈的新公共行政模式。

2.乡村公共能量场: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

在后现代公共行政领域,利益表达平台的搭建和对话机制的设计为公共事务治理提供更多的民意基础“公共能量场”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公共政策产生于头脑风暴和对话协商,而公共事务有效解决的关键在于“能量场”所建构的民主化环境氛围[4]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的制度嵌入虽赋予乡村社会一定的自治空间,但国家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是造成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不断萎缩和主体性建构不断弱化的主要原因,也成为乡村治理转型面临的深层次难题。借助福克斯和米勒的“公共能量场”理论,笔者尝试阐述并建构乡村公共能量场的概念体系,认为乡村公共能量场是指在乡村治理场域,通过多元化治理主体意向性能量的加入,打破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基层政府的“话语霸权”及“精英主义”的治理模式,在增强村民民主性自治的同时增进村庄公共利益[5]。依据乡村公共能量场的属性和性质,将其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五种类型,即围绕乡村政治发展、经济提升、文化建设、生态治理及社会进步等公共事务展开话语博弈的场所,因此,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是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

二、话语赋权: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话语维度

1.话语赋权的双重内涵“权利”权力”

话语赋权指社会发展过程中为实现权力配置的均衡化和合理性,通过强势群体的权能转移,缓解弱势群体的乏力感并增强效能感[6]。阿玛蒂亚·森将弱势群体的贫困、饥荒和痛苦视为“权利失效”的结果,作为赋权的一种形式,话语赋权强调社会各类群体平等自由的表达利益诉求。作为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话语权能够凝聚集体智慧,提升主体责任意识并矫治脱贫供给侧结构性失灵,是铲除“权利贫困”的根本策略。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在《话语之秩序》一书中较早阐述话语权的内涵,将其看作是权力的一种形态。然而,哈贝马斯从不同于福柯的观点出发将话语权理解为一种权利,在他的“话语民主论”中有这样的描述:话语权即人们围绕公共事务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与商讨并最终达成政治共识[7]。综合两位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话语赋权具备话语“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其中,话语权力指话语的表达具备支配力和影响力,而话语权利表明社会成员均具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从两者的关系看,话语权利是话语权的本质属性,话语权力是话语权的重要属性,即公民有资格说话是必要前提,说话有回响则是最终目的,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2.话语霸权”与“政治冷漠”: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结构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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